根据腾讯与清华大学发布的《国人养老准备报告》显示，超七成的90后已开始考虑养老。“渐进式延迟退休”不断引发热议，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，让踏入婚姻越来越难的年轻人，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，如何妥善安置自己的晚年生活，他们开始这一重大人生课题。

在深圳做保险经理人的马慧表示，在延迟退休政策和疫情影响下，近几年她经常会接触到90、00后为了高收益的储蓄和有保障的养老生活找她咨询，咨询人数大约占客户总数的1/10。

年纪不过29岁的陈薇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养老规划：存款、买房、买保险，和小辈处好关系。她在相亲市场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中，意识到了自己不婚不育的可能，在日本留学时看到邻居婆婆老无所依的处境，让她觉得计划养老这件事迫在眉睫。

考虑辞职的时候，租住在深圳城中村的柴林林便也开始考虑养老城市。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小柴认为，养老的含义是“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”。

大多数年轻人将想象中的理想生活投射进养老规划中，更着眼于“养”，而非“老”。一半是妥协，一半是期待。在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持续流动的现在，“养儿防老”，退休金养老的模式不完全能承载年轻人的养老构想。

开始有90后探索更多可能，陈雨和朋友合资买下重庆市郊的顶楼复式一起养老，房子大部分时间可以晒到太阳，这是她们最满意的地方。连欣欣则已经和朋友在大理小院里住了一年多，和睦自在，她们觉得“这应该是可以延续的养老生活”。

存钱，几乎是每一个开始考虑养老的年轻人的核心思路。在外企工作的陈薇会给刚工作的年轻人建议：“从储蓄开始，一定要存钱，存多存少都要存”。

1994年出生的陈薇，自记事以来，父母就经常争吵，“小则对骂，大则打碎茶几，掀翻桌子，拿着菜刀”。在父母分开之后，她们在镇上仅有一套房，积蓄几乎为零。

离婚之后，母亲在工地拉砖搬煤，“爬上六七层楼高的吊车作业，为了一天能赚200元”，她会跟陈薇说“爸爸不要你和姐姐了”“如果你不努力，妈妈这一生就没意思了”，也会强调，要给自己安全感，要自己保护自己。

“原生家庭让我对婚姻从根本上失望”，缺乏安全感，与独立相伴而生，一定程度上让陈薇习惯性地未雨绸缪。毕业后，她想着“养老首先要有一套房子”，于是她选择上国际邮轮工作三年。

大海翻滚，语言不通，陈薇处于一种“非常寂寞的状态”。回国后，她花34万元全款买下了一间30多平米的一居室，花1万元简单装修，计划先自住，之后可以出租。房间布局简单，进门是储物柜，主体是一张床，一张沙发，一张书桌和一架电子钢琴，墙上挂着一些自己画的画，简单的生活从这个小空间延展开来。

陈薇自言物欲很低，几乎不外食和点外卖。吃公司食堂，与朋友约饭也会控制在一月一次，一次1000元左右，通勤费也限制在100元以内。算上水电、衣物等花费，陈薇细数她的支出情况，一个月生活费可以在2000元以内。加之年末给家人发红包的几千元，一年下来，支出区间在3～3.5万元。

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养老规划视频里，她提到，因为父母靠努力白手起家，有了房产和储蓄，所以大概率不需要自己来养老，这是她规划自己养老的前提之一。她的目标是，尽快存够100万，她依照fire （财务独立，提早退休） 运动里的核心法则，以后可以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
目前，陈薇的存款也在如期增长，每月公积金2400元，社保约1500元，到手工资约6000元。加上周末兼职和投资理财，一个月有一万元左右的收入。在这样的收支情况下，2021年和2022年，陈薇的存款增加了8万元和11万元。

而谈及自己的老年生活，她坦承，自己或许会不婚不育。因为家境学历普通，有身高和年龄的“明显缺点”，在相亲市场她只能划分到C类。往AB类找，找不到，找CD类，不如自己过。这也成为她尽早筹备养老的驱动力之一。

近年来，“组团养老”“和闺蜜养老”时常被提起，大家向往与熟识的好友同住，共同租下或者购置一套居住面积稍大，功能完整的房屋，互相陪伴照应。

而25岁的朱月则提前实现了这种“向往的生活”。只不过这种生活是花45万元租来的。

朱月租住的小院坐落在大理古城和洱海龙龛码头之间的村落里，村里外地人只有几户，“大家都相互认识”。因为政策规定不准民居拆建，所以小院保持着古朴模样。这恰好是第一眼吸引朱月和朋友们的原因。

小院的水泥地缝间露出线条状的青苔，房屋里外宽敞，中间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梨树，还有一个外置的楼梯和一个石砖制成的洗碗池。“起初我们对院子没有想象，但看到图纸的时候，觉得就是它了”，朱月欣喜地介绍道。

本来是和朋友来大理小住，但因为实现了兼顾工作生活的状态，让她们决定定居下来，随后其他两位朋友闻讯赶来，一起租下了小院，一年3万多的租金，长租15年。

但她们的养老生活，并非躺平疗养式，而是自由地支配时间，实现工作和生活相对平衡，是一种自在舒适的生活状态。

入住之前，四人一起对小院进行了布置，重点改造了厕所。“两间厕所是整个家最现代化的地方”，大理的民居多用太阳能热水器，她们加装了电热水器和浴霸，能满足不同人对沐浴的要求。四个人和装修师傅一起搅拌水泥砌墙，搬砖，去二手市场淘回家具。事关这个家的每一个决定，都可以自然地讨论，然后落地实施。

平时各忙各的，有空就一起在小院的树下喝茶，还可以请朋友来家里吃柴火饭。村里种莴笋多，她们就捡来炒。大家靠线上工作、创业摆摊和出租房间赚钱，房屋租金和共同使用的各项花销平摊。在朱月和朋友们看来，如果收支平衡，现在的养老生活是可持续的。

但对于她们来说，隐忧也同时存在。“组团养老”的明显弊端在于，所享权益与退出机制的不明确。比如中途退出如何分配资金？房东收回房屋时该如何处理？同住人对房屋的使用权和所属权如何认定？问题似乎是横亘眼前的，不过朱月默契地和朋友们达成共识：活在当下。对于她们来说，如何赚更多的钱以支撑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和父母养老问题，更是当务之急。

过年时，她们在门口贴上自己写的春联，横批是“大理有个家”。对于朱月来说，能更包容地生活在一起，是因为大家会把对方当作家人，而不是朋友。“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是我理想中的状态”。但同时，这个家也是流动的，大家可以因为结婚、照顾父母或是工作选择离开，又选择回来。如果到了暮年，大家又成了一个人，那顺其自然地重聚，也会是很好的结局。

28岁的柴敏辞职后，租住在深圳城中村的她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。在996和城中村无法安放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她需要找到另一种生活节奏。

她也曾尝试到小城市寻找答案。在惠州，她穿着吊带行走，受到了无时不在的凝视；在遵义，她坐在朋友顶楼阳台上，嗅着桂花香，看着满天繁星，感受到了高浓度的幸福，这确实是理想的养老状态，但对于自由职业的她来说，似乎又少了一些工作条件。

一番周折之后，柴敏最终选择回到深圳，她说，在深圳找一处节奏稍慢的市郊，赚。